郭英德︱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古文观

《四库全书总目》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2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的古文观，主要涉及对“古文”的基本性质和形态特征的认识。《总目》在“古文”与“时文”“骈体”“语录”等文体类型的比较中，论定“古文”何以为“古文”的基本性质，并进而在体制、语体、体式、体性等层面上，标举“古文”散行单句、华实酌中、法度谨严、醇朴雅正的形态特征。在治弊纠偏的意义上，《总目》明确地倡导“轨辙复正”的“古文一脉”，以标树符合“正统”的古文观念。《总目》的古文观承续了源远流长的古典审美理想，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代前、中期以朝廷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思想。

　　清乾隆年间朝廷组织、四库馆臣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学批评内容。由于《总目》由总纂官纪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1]，因此《总目》的文学批评无疑渗透着纪昀个人的文学思想[2]。但更重要的是，《总目》“实是钦定之书”[3]，而且凝聚着四库馆臣的集体智慧，集中体现了清代前、中期以朝廷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思想和意识形态[4]。

纪昀

　　近十多年来，学界对《总目》所体现的骈文观多有研究，精义纷呈[5]，但对《总目》的古文观却未见系统论述，仅在探讨纪昀与《总目》的文学思想、文学批评时略有涉及[6]。其实，《总目》对“古文”的基本性质和形态特征的论述相当丰富[7]，而且颇为精彩，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代前、中期以朝廷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思想及其所依归的文化传统和所宣扬的核心价值观，颇值得深入考察。

一、 “古文”的基本性质

　　《总目》中“古文”一词，用例数以百计，核其大要，可归结为二义：第一，“古文”指上古时期的一种文字类型，在小学语境中与“籀文”“小篆”等并举[8]，在经学语境中与“今文”对举[9]；第二，“古文”指中唐以后渐趋成熟的一种文体类型，在文学语境中与“诗”连称[10]，在散文语境中与“时文”“骈体”“语录”等对举。

　　《总目》在运用第二义的“古文”时，有时称为“古文词”[11]，或称为“古体散文”[12]。在文学语境中与“诗”连称的“古文”，其义略近于现代通常意义的“散文”，笔者已有相关论述[13]。因此，本文仅集中论述在散文语境中与“时文”“骈体”“语录”等对举的“古文”。通读《总目》，虽然从未直接阐释何谓“古文”或何为“古文”，但是在与“时文”“骈体”“语录”等文体的比较中，却深刻地揭示了“古文”的基本性质。

　　首先，《总目》明确地辨析了“古文”与“时文”的异同。《总目》中所谓“时文”，亦称“时艺”“今文”“制义”“制艺”“八比”“馆课”等。

　　《总目》中常以“古文”或“诗古文”与“时文”对举。如卷一七七明孙楼《百川集》提要云：“工于制义，与胡友信、瞿景淳等相上下，诗古文则非耑门。”卷一七八明郑心材《郑京兆集》《外集》提要云：“心材老于场屋，必欲一第而卒不可得。年五十始就铨，平生精锐之气，已消磨时文中。诗古文特偶试为之耳。”大要言之，《总目》认为“时文”源于“古文”[14]，因此“时文”与“古文”自有相通之处，二者皆应根柢于经术，崇尚“典雅遒洁”的文风。卷一七一明王鏊《震泽集》提要云：“鏊以制义名一代，虽乡塾童稚，才能诵读八比，即无不知有王守溪者。然其古文亦湛深经术，典雅遒洁，有唐宋遗风。盖有明盛时，虽为时文者亦必研索六籍，泛览百氏，以培其根柢，而穷其波澜。鏊困顿名场，老乃得遇，其泽于古者已深，故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也。”正是有见于此，卷一八二清林云铭《挹奎楼文集》提要批评林云铭：“所评注选刻，大抵用时艺之法，不能得古文之源本。故集中诸文，亦皆不入格云。”如果不能“得古文之源本”，无论是“古文”写作还是“时文”写作，必然“皆不入格”。

　　虽然“古文”与“时文”二者均可载入集部，但是《总目》却更为倾向于在“古文”与“时文”之间“区分体裁”，将“时文”剔除出集部。卷一七三弘历撰、蒋溥等编《御制乐善堂文集定本》提要云：“伏考今之制义，即宋之经义也，刘安节等皆载入别集。吕祖谦选《宋文鉴》，亦载入总集。初刻兼录制义，盖沿古例。而我皇上区分体裁，昭垂矩矱，俾共知古文、时文之分。睿鉴精深，逾安节、祖谦等之所见不啻万倍。”依据两宋以来的“古例”，“制义”自然可以载入别集或总集，但是为了“区分体裁，昭垂矩矱”，“时文”还是以不入集部为宜，因为这更便于彰明“古文、时文之分”，由此体现出弘历“睿鉴精深”的文学观念。因此，《总目》在根本上并不认可“时文”是“古文”之一体，如卷一七九明许獬《许钟斗集》提要云：“是集大抵应俗之作，馆课又居其强半。盖明自正、嘉以后，甲科愈重，儒者率殚心制义，而不复用意于古文词。洎登第宦成，精华已竭，乃出余力以为之。故根柢不深，去古日远。况獬之制义，论者已有异议，则漫为古调，其所造可知矣。”《总目》对文士“殚心制义”则“不复用意于古文词”的辨析，明确表示其将“时文”和“古文”看作两种迥然不同的文体。

　　《总目》卷一七二明任环《山海漫谈》提要称赞任环“古文皆崭崭有笔力，且高简有法度”，“皆绝非明人文集以时文为古文者”。可见《总目》认为，“以古文为时文”固然可取，而“以时文为古文”则必当避忌[15]。卷一九○《御选唐宋文醇》提要云：“夫能为八比者，其源必出于古文。自明以来，历历可数。（茅）坤与（储）欣即古文以讲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论。然论八比而沿溯古文，为八比之正脉；论古文而专为八比设，则非古文之正脉。”“以古文为时文”，因其追本溯源，因此堪称“正脉”；而“以时文为古文”，则因其本末倒置，故而应当避忌[16]。前者的根柢与归趋在于“古文”，因此可取；后者的根柢与归趋在于“时文”，因此不可取[17]。

　　其次，《总目》也明确地辨析了“古文”与“骈体”（或“骈体之文”）的异同。《总目》中所谓“骈体”（或“骈体之文”），亦称“俪体”“俪偶”（或“偶俪”“俪偶之文”“比偶之文”）、“骈偶”（或“骈俪”“骈偶之文”）等，而更常见的称呼是“四六”（或“四六之文”）。

　　《总目》中常以“古文”与“骈体”对举。如卷一五七宋綦崇礼《北海集》提要云：“今检《永乐大典》，载崇礼诗文颇多。中惟制、诰最富，表、启之类次之，散体古文较少，而诗什尤寥寥无几。盖其平生以骈体擅长故也。”卷一八九《梁文纪》提要亦云：“然古文至梁而绝，骈体乃以梁为极盛。残膏剩馥，沾溉无穷。唐代沿流，取材不尽。”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总目》明确认识到，“骈体”与“古文”同源[18]，二者在“运意遣词”等方面自有相通之处。卷一八九明王志坚《四六法海》提要云：“志坚此编所录，下迄于元，而能上溯于魏、晋……大抵皆变体之初，俪语、散文相兼而用。其齐、梁以至唐人，亦多取不甚拘对偶者。俾读者知四六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于兹体深为有功。”因此，就其本源而言，“古文”与“骈体”虽有“文章正变”之别，但皆为“文”之一体，都属于“文”的家族成员，不可以“判若鸿沟”。卷一九○清蔡世远《古文雅正》提要云：“不知散体之变骈体，犹古诗之变律诗，但当论其词义之是非，不必论其格律之今古。杜甫一集，近体强半，论者不谓其格卑于古体也。独于文则古文、四六判若鸿沟，是亦不充其类矣。兼收俪偶，正世远深明文章正变之故，又何足为是集累乎？”

　　然而《总目》更为强调的是，“古文”与“骈体”自有不同的“文格”。首先，在语体上，“古文”以散语见长（故可称“散体古文”，省称“散体”或“散文”），“骈体”以俪词取胜。如卷一五二宋柳开《河东集》提要云：“今第就其文而论，则宋朝变偶俪为古文，实自（柳）开始。”卷一五二宋赵湘《南阳集》提要云：“其古文亦扫除排偶，有李翱、皇甫湜、孙樵之遗，非五季诸家所可及。”其次，在风格上，“古文”以朴质为尚，“骈体”以雕饰为华。如卷一五○唐独孤及《毗陵集》提要云：“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独孤）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斫雕为朴，数子实居首功。”“唐之古文”与“六朝之体”相比较，“斫雕为朴”，“文格”判然有别。因此，《总目》认为，“古文”与“骈体”虽然没有简单的高下之分、优劣之别，但却不可不予以仔细分辨。如果随意将二者相互杂糅，甚至“以骈体为古文”，则有乖“典则”与“文格”。卷一六六元刘壎《水云村稿》提要评刘壎“才力雄放，尤长于四六”。入元以后，古文“灏瀚流转，颇为有气。而时以俳句绮语搀杂其间，颇乖典则。则覃精俪偶，先入者深，有不知其故态之萌者矣”。卷一七三清吴伟业《梅村集》提要评云：“惟古文每参以俪偶，既异齐、梁，又非唐、宋，殊乖正格。”

　　就其深层意蕴而言，《总目》认为，“以古文为骈体”固然可取，而“以骈体为古文”则必当避忌。这是因为，明清文人普遍认为，“古文”为源而“骈体”为流[19]，“古文”近古而“骈体”趋今[20]，“古文”体尊而“骈体”体卑[21]，二者各有其内蕴的文化价值，不可混为一谈。对文学类型、文学体裁进行源流、古今、尊卑的价值判断，这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重要传统[22]，《总目》继承并强化了这一传统。

　　再次，《总目》中也常以“古文”与“讲章”对举。如卷一八四清黄越《退谷文集》《诗集》提要云：“所著《四书大全合订》，及选刻制义如《明文商》《今文商》《墨卷商》《考卷商》之类，皆盛行一时。盖平生精力注于讲章、时文。此集所著诗古文，乃以余暇兼治者。”在《总目》中，“讲章”亦称“语录”“讲学”（或“讲学家言”）等。

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总目》中对“古文”与“语录”的辨析是非常严格的。《总目》认为，与“弇陋粗鄙”的“语录”相比较，“古文”更为讲究“修饰章句”，追求“文质相宜”。卷九六明胡直《胡子衡齐》提要云：“（胡）直之学出于欧阳德及罗洪先，故以王守仁为宗。尝与门人讲学螺水上，辑其问答之语为是书……其文章则纵横恢诡，颇近子书，与他家语录稍异。盖直少攻古文词，年二十余始变而讲学。故颇能修饰章句，无诸家语录弇陋粗鄙之状云。”卷一八五清陈祖范《司业诗集》提要云：“然文以载道，理不可移，而宋儒诸语录，言言诚敬，字字性天，卒不能与韩、柳、欧、苏争文坛尺寸之地，则文质相宜，亦必有道矣。”而且，“古文”还追求“平正醇雅”“雅健有格”。卷一六六元胡炳文《云峰集》提要云：“然其杂文乃平正醇雅，无宋人语录方言皆入笔墨之习。”卷一七二明胡直《衡庐精舍藏稿》《续稿》提要云：“然《明儒学案》称其少骀宕，好攻古文词，年二十六始讲学。故其文章颇雅健有格，无抄撮语录之习。”“语录”有“方言皆入笔墨之习”，因此近俗而不雅，与“古文”的“文格”判然有别。因此，为“古文”者，断断不可有“抄撮语录之习”。

　　综上所述，《总目》认为，“古文”不是“时文”，虽然可“以古文为时文”，但切不可“以时文为古文”；“古文”不是“骈体”，虽然“骈体”源自“古文”，而且“运意遣词”也“与古文不异”，但“古文”切不可掺杂“骈体”，更不可以“骈体”为“古文”；“古文”也不是“语录”，不可以有“弇陋粗鄙之状”。

二、 “古文”的形态特征

　　既然“古文”不同于“时文”“骈体”和“语录”，那么，作为一种性质独特的文体，“古文”具有哪些形态特征呢？大要言之，《总目》分别从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方面[23]，明确标举“古文”的形态特征，即散行单句、华实酌中、法度谨严、醇朴雅正。

　　在体制层面，《总目》认为，与“时文”“骈体”相比较，“古文”最明显也最易于辨识的外部形态特征，就是它以散行单句为标志，而不以骈语俪句为范型[24]。因此，“古文”也可通称为“散体之文”[25]。如卷一七七明罗虞臣《司勋文集》提要云：“其平生不屑为诗赋，故集中皆散体之文。”卷一七六明林希元《林次崖集》提要云：“故其诗文皆惟意所如，务尽所欲言乃止，往往俚语与雅词相参，俪句与散体间用，盖其素志原不欲以是见长云。”“古文”应以散行单句为宜，切忌“俪句与散体间用”，“古文”的这一形态特征极为明显，这里不赘。

　　在语体层面，《总目》认为，作为典范的“古文”，应达臻“体裁尽善，华实酌中，则贾、董、崔、蔡以还，韩、柳、欧、曾以上，号为作者，无不包罗”（卷一七三《御制文初集》《二集》提要）。《总目》指出，与“语录”用俚语鄙词不同，与“骈体”的过度丽藻雕饰也不同，“古文”追求“华实酌中”的语体特征，既避忌语言俚俗，也避忌辞藻华丽[26]。卷一七四宋陈仁子《牧莱脞语》提要，批评陈仁子“多以表启骈词、语录俚字入之古文。如《与衡阳邹府教书》，通体皆散文，而其中忽曰‘士修于身，将用于天子之庭。春风莘野之耕，而升陑之规模已定；夜月磻溪之钓，而牧野之体段已成’云云”，“自韩、欧以来无此文格”。卷一六六元胡炳文《云峰集》提要，批评胡炳文“古文之中，往往间以藻饰”，虽然略胜于“毫不修饰”的“语录”，但是“以文体论之，皆为破律”。卷一八四清方楘如《集虚斋学古文》提要，批评方楘如的“散体之文”虽然“颇奥劲有笔力”，但“喜雕琢新句，襞积古辞，遂流为别派”[27]。

郭英德编著：《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总目》认识到，就历史上“古文”自身的形态演变而言，自然而然地呈现出“由质实而趋丽藻”的审美趋向：“秦、汉以来，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符命之作则《封禅书》《典引》，问对之文则《答宾戏》《客难》，骎骎乎偶句渐多。沿及晋、宋，格律遂成；流迨齐、梁，体裁大判。由质实而趋丽藻，莫知其然而然。”但是，即使是“格律遂成”“体裁大判”之后的六朝“骈体”，“然实皆源出古文，承流递变。犹四言之诗至汉而为五言，至六朝而有对句，至唐而遂为近体，面目各别，神理不殊，其原本《风》《雅》则一也”。因此，《总目》更为看重“四六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的语体特征，认为这最能体现“骈体”与“古文”相通的典范语体（卷一八九明王志坚《四六法海》提要）。而这也正是唐宋以来“古文”的“家法”。卷一八四清储欣《在陆草堂集》提要云：“（储）欣以制艺名于时，而古文亦谨洁明畅，有唐、宋家法，大致于苏轼为近。”

　　犹如人世间家族的变迁，虽然由于时间嬗递，后出之文体往往与先出之文体“面目各别”，但是文体毕竟可以超越时间，相互之间流动承传着一以贯之的“神理”。那么“古文”在“运意遣词”方面的“神理”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仅就其表层的语体而言，前人已明确指出，“古文”理应“语简事备”，切忌“格弱句冗”[28]。而《总目》的高妙之处，在于超越语体层面，进一步发掘“古文”“神理”的深层意蕴，即体式上法度谨严，体性上醇朴雅正。这一点也集中体现出《总目》论文“重本轻末”的核心价值观念。卷一九五宋陈骙《文则》提要就批评该书“不使人依据训典，镕精理以立言，而徒较量于文字之增减，未免逐末而遗本”。一种文体在体制、语体层面的特征虽然显而易见，但毕竟只是“末”而不是“本”。而文体之“本”，在其独具的体式与体性。

郭英德、张德建：《中国散文通史：明代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总目》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古文”应谨守“法度”（或称“法律”），而不能仅凭才气驰骋，率意为文。卷一五五宋吴则礼《北湖集》提要云：“杂文虽寥寥数首，而法律严密，具有典型。所作《欧阳永叔集跋》《曾子固大般若经抄序》，知其古文一脉，具有渊源。宜其折矩周规，动符轨度，固非渡江以后讲学家支离冗漫之体所得而比并矣。”卷一六八元杨翮《佩玉斋类稿》提要云：“故其文章格律，多得自师友见闻，意态波澜，能不失先民矩矱。虽边幅未广，酝酿未深，而法度谨严，视无所师承，徒以才气驰骋者，则相去远矣。”卷一八三清韩菼《有怀堂诗文稿》提要云：“菼以制艺著名，其古文亦法度严谨。凡安章宅句，皆刻意研削。然其不能脱然于畦封，亦即在此。”

　　所谓“法度”（或“法律”），表现为“折矩周规”“意态波澜”“安章宅句”等体式特征，以“严密”“谨严”“严谨”为宗尚，而有别于“讲学家支离冗漫之体”。以此为前提，如果再加以“边幅”稍广，“酝酿”稍深，“脱然于畦封”，那就更能达臻“古文”之佳境。在这方面，明唐顺之的“古文”批评堪称深中肯綮。卷一八九《文编》提要称唐顺之“深于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别择，具有精意”，尤其擅长辨析文章法度，“妙解文理”。因此唐顺之选评《文编》，“所录虽皆习诵之文，而标举脉络，批道窾会，使后人得以窥见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以蕲至于古”。

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正是有见于此，《总目》认为，“法度”固然极其重要，但是“古文”之所以为“古文”，最根本的还在于秉赋独特的体性，即醇朴雅正的文学品格。“雅”及其相关词组如“古雅”“醇雅”“雅正”等，是清代前、中期评文论艺的关键词，代表着清廷不可移易的核心价值观。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玄烨撰《御选古文渊鉴序》，宣称其衡文标准是“辞义精纯”“归于古雅”[29]。康熙四十一年颁行《御制训饬士子文》，强调：“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30]雍正十年（1732）七月胤禛晓谕考官云：“所拔之文，务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备。”[31]乾隆元年（1736）、十九年、二十四年、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弘历上谕又多次重申“清真雅正”的为文宗旨[32]。与此相呼应，卷一七二明娄坚《学古绪言》提要指出，娄坚的“古文”之所以堪称“真古文”，是因为在文学品格方面“具有古法”，即“和平安雅，能以真朴胜人”，鲜明地体现出“正始之音”。卷一七三清朱彝尊《曝书亭集》提要云：“至所作古文，率皆渊雅。良由茹涵既富，故根柢盘深。”同卷清姜宸英《湛园集》提要亦云：“宸英少习古文……其文闳肆雅健，往往有北宋人意，亦有以也。”因此，《总目》卷一九○《古文雅正》提要称许蔡世远编撰的《古文雅正》，“以理为根柢，而体杂语录者不登；以词为羽翼，而语伤浮艳者不录。刘勰所谓扶质立干、垂条结繁者，殆庶几焉”[33]。作为典范的“古文”，应是“扶质立干、垂条结繁”，应该“崇实学以黜浮华，明理义以祛放诞”[34]，做到“其辞雅，其理正”[35]。

　　就清代以朝廷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思想而言，“崇雅黜浮”应是基本的文章理念，无论是“古文”还是“时文”“骈体”“语录”，莫不以此为归趋[36]。但是与“时文”“骈体”“语录”相比较，“古文”的书写策略是“不为雕饰藻绘之辞，而皆有以合乎仁义中正之旨”[37]，因此就其体性而言，“古文”更能体现清代帝王“崇雅黜浮”的文章理念，更便于推进道统与文统合为一体的文化建构，因此更值得大力提倡。

三、 “古文一脉”的正传

　　《总目》之所以明确地标称自成系统的古文观，实际上是针对明末“古文”两大流派的弊端，有所见而发的。卷一七九明邓渼《大旭山房集》提要引邓渼之语指出，明末“古文”流派中，“七子派”“摹拟工则蹊径太露，构撰富则窠臼转多”，而“公安派”“竟陵派”则标尚“肤浅之法，畏难好易”。其实，这两种“古文”写作之弊，不仅泛滥于明末，甚且贯穿于有明一代。

　　明代“古文”脱离“前辈法度”，流行“畏难好易”的“肤浅之法”，肇始于前期的“台阁体”文风。卷一六九明高启《凫藻集》提要认为，高启的古文“犹有前辈轨度，非洪、宣以后渐流为肤廓冗沓，号‘台阁体’者所及”。至明中叶，则流溢为“时文”“语录”一派的文章，“于文格多所未合”（卷一七七明薛应旂《方山文录》提要）。晚明则有“三袁”等人，“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以致“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卷一七九明袁宏道《袁中郎集》提要）。至清初，“畏难好易”的“肤浅之法”仍然流风不减，如刘子壮之流，为文难免“失之粗豪”（卷一八一清刘子壮《屺思台文集》《诗集》提要）。

　　而明代“摹拟工则蹊径太露，构撰富则窠臼转多”一派，则以正、嘉之际“前七子”发其端，以隆、万之时“后七子”继其后，绵延百年，蔚然成风。卷一七九明袁宏道《袁中郎集》提要云：“盖明自三杨倡台阁之体，递相摹仿，日就庸肤。李梦阳、何景明起而变之，李攀龙、王世贞继而和之。前、后七子，遂以仿汉摹唐，转移一代之风气。迨其末流，渐成伪体。涂泽字句，钩棘篇章，万喙一音，陈因生厌。”卷一七二明王慎中《遵岩集》提要亦云：“正、嘉之际，北地、信阳声华藉甚，教天下无读唐以后书。然七子之学，得于诗者较深，得于文者颇浅。故其诗能自成家，而古文则钩章棘句，剽袭秦、汉之面貌，遂成伪体。”“七子派”的“钩章棘句”“钩棘涂饰”，与“简洁明鬯”“朴直存古法”的“古文”风格相背逆[38]。因此，《总目》称许王慎中尽焚旧作，转而“一意师仿”“欧、曾作文之法”，并影响了唐顺之、茅坤等人。

郭英德：《探寻中国趣味：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然而，尽管“唐宋派”有意矫正“七子派”文章之弊，追求“演迤详赡”的文风，足以“卓然成家”，但却仍然残留摹拟的痕迹，难免成为新的“窠臼”。卷一七七明茅坤《白华楼藏稿》《吟稿》提要云：“坤刻意摹司马迁、欧阳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选《史记钞》《八家文钞》《欧阳史钞》，即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拟有迹。秦、汉文之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则自坤始。”因此《总目》认为，学“古文”者，即使“根柢仍出八家”，甚至进而宗秦、汉，又进而宗六经，也难免有行偏走差之虞。卷一八四清李塨《恕谷后集》提要云：“今观其文，根柢仍出八家，但开合断续，不主故常，异乎明以来学欧、曾者，惟以纡余曼衍为长耳。遽曰秦、汉，曰六经，溢其量矣。塨天分本高，其学自成一家，以经世致用为主，亦具有根柢；然负气求胜，其文或失之粗豪，少古人淳穆之气；其持论又自命太高，自信太果，几于唐、宋、元、明诸儒无一人能当其意，亦未免伤于褊激。”

　　于是，在治弊纠偏的意义上，《总目》明确地倡导“轨辙复正”的“古文一脉”，以标树符合“正统”的古文观念。卷一七三清汪琬《尧峰文钞》提要指出，“七子”的“肤滥”，“三袁”的“纤佻”，皆偏离了由“唐宋以来之矩矱”所延续的“古文一脉”正传，从而造成明末“古文”的衰弊。入清以后，侯方域、魏禧、汪琬等人起而救弊，倡行“古文”。但魏禧濡染“三袁”风气，“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侯方域秉承“骈体”积习，“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二人皆未能符合“唐宋以来之矩矱”。唯有汪琬深于学术，为文“大抵原本六经”，因此“气体浩瀚，疏通畅达”，足以“接迹唐（顺之）、归（有光）”，成为“古文”正传。

　　纪昀认为，在文学发展史上，有“趋风尚”与“变风尚”两种选择。“趋风尚”者，或“厌故喜新”，或“巧投时好”，或“循声附和，随波而浮沉”，凡此皆不可取。而“变风尚”者则有二途：一为“乘将变之势，斗巧争长”，一为“于积坏之余，挽狂澜而反之正”，纪昀更为赞许后者[39]。《总目》倡导“古文一脉”在清代前、中期的传承，也更多地瞩目“于积坏之余，挽狂澜而反之正”。卷一九○《皇清文颖》提要指出，清初“人心返朴，已尽变前朝纤仄之体。故顺治以来，浑浑噩噩，皆开国元音”。康熙年间，“经术昌明，士大夫文采风流，交相照映，作者大都沉博绝丽，驰骤古今”。雍正年间“累洽重熙，和声鸣盛，作者率舂容大雅，沨沨乎治世之音”。到乾隆朝“治经者多以考证之功，研求古义；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学，抒发鸿裁”。由此可见，《总目》“拨乱反正”而标举的古文观，恰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代前、中期以朝廷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思想。这一古文观承续了源远流长的古典审美理想，并为姚鼐等桐城学人发扬光大，引领着清代中、后期的古文风尚，描绘出一幅“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的绚烂图景。

注释

[1] 朱珪：《经筵讲官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管国子监事谥文达纪公墓志铭》，《知足斋文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4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2] 纪昀主持《四库全书》集部纂修分校，因此集部提要更多地融入纪昀的文学思想。参见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页；王镇远：《纪昀文学思想初探》，《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最近的研究，主要有陈伟文：《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张传峰：《〈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纪昀诗学》，《北方论丛》2006年第6期；蒋寅：《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歌批评》，《学术界》2015年第7期。

[3] 俞樾：《与陆存斋观察》，《春在堂尺牍》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页。

[4] 参见曾守正：《权力、知识与批评史图像——〈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的文学思想》，（台湾）学生书局2008年版。

[5] 如于景祥：《〈四库全书总目〉中的骈文史论》，《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于景祥：《〈四库全书总目〉对六朝骈文的公正态度》，《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6期；莫山洪：《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看清代中叶的骈文文体观念》，《东方丛刊》2007年第2辑；吕双伟：《〈四库全书总目〉的骈文批评观》，《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2期。

[6] 参见赵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西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杨子彦：《纪昀文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7] 本文行文中所用“古文”“骈文”“散文”“时文”等文学批评词语，凡未加引号者，指现代通常意义；凡加引号者，指古人特殊意义。

[8] 如《总目》卷四一“小学类二”案语云：“案字体与世为变迁。古文、籀文不可以绳小篆，小篆不可以绳八分，八分不可以绳隶（隶即今之楷书）。然其相承而变，则源流一也。故古今字书，统入此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7—358页。为避繁琐，下文引用此书，仅随文注明卷数、篇名）

[9] 如卷一二元吴澄《书纂言》提要云：“《古文尚书》自贞观敕作《正义》以后，终唐世无异说……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陈振孙《尚书说》始；其分编今文、古文，自赵孟頫《书古今文集注》始；其专释今文，则自澄此书始。”

[10] 如卷一七二明卢象升《忠肃集》提要：“盖未暇专力文艺，故诗古文多不入格。”以“诗古文”分说“文艺”，其义略近于今人习用的“诗文”一词。

[11] 如卷一八一清法若真《黄山诗留》提要：“若真诗古文词少宗李贺，晚乃归心少陵，不屑栉比字句，依倚门户，惟其意所欲为，不古不今，自成一格。”“古文词”亦偶作“古文辞”，如卷一六八元杨翮《佩玉斋类稿》提要：“翮承其家训，益镞厉为古文辞。”

[12] 如卷一七三《御制文初集》《二集》提要：“伏考三古以来，帝王著作散见诸子百家者，大抵有韵之语为多……惟我皇上心契道源，学搜文海，题咏繁富，亘古所无。而古体散文，亦迥超艺苑。” 

[13] 参见郭英德：《〈四库全书总目〉论散文的文体形态特征》，《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14] “时文”源于“古文”，这是乾隆年间文坛的“流行话语”。如钱载《乾隆四十四年恩科江西乡试策问五首》云：“古文、时文之分，盖谓体裁也。若其义与文，约六经之旨以成文，先正之名时文者，皆自古文得之。盖六经之文皆文也，不独秦、汉以来。”（钱载：《萚石斋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43册，第389页）

[15] 方苞在《钦定四书文·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明确肯定“以古文为时文”，这也代表了清廷的观点。董诰等《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一上谕：“有明决科之文，流派不皆纯正，但如归有光、黄淳耀数人，皆能以古文为时文，至今具可师法。”（《清实录》第16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45页）

[16] 清初徐时夏《与张山来》亦云：“古文与时文原迥然不同。今之举人、进士侥幸厕名花榜，便自以昌黎、柳州，辄纵笔为人作序、作传、作碑铭，而人亦以其举人、进士也，重而求之。殊不知以古文之笔为时文，便妙不可言；以时文之笔为古文，便成笑谱。”（张潮辑：《友声新集》卷一，清康熙间刻本）

[17] 明清时期有关“以古文为时文”与“以时文为古文”的讨论，参见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第十三章“时文与古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462页；冯小禄、张欢：《流派论争：明代文学的生存根基与演化场域》第四编第二章第三节“晚明文社斗争中的艾南英‘以古文为时文’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385页。

[18] “骈体”与“古文”同源，这也是乾隆年间的“流行话语”。如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二“柳宗元”案语云：“独子厚以古文之笔，而炉韝于对仗声偶间。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明源流之无二致。”（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87页）

[19] 如明吴讷《文章辨体·凡例》云：“四六为古文之变。”（吴讷撰，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页）

[20] 如卷一八二清陈箴《晚帘集》提要云：“其古文多杂偶句，不古不今。”

[21] 如纪昀虽然肯定“骈体则千古不能废其正，六代尤为时尚”，但也清楚地认识到：“骈偶于文家为下格。”（《纪晓岚评注文心雕龙》，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299页）

[22] 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十八章“辨体与破体”、第十九章“破体之通例”，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441页；蒋寅：《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23] 关于文体形态四个层面的划分及其内涵，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24] 清人认为，就其体制而言，制义实为骈体之文。如李光地云：“时文对偶，本是四六体，然必定字字工致，便华缛伤雅。”（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语录》卷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43页）

[25]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云：“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着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98页）

[26] 纪昀《明皋文集序》称道朝鲜文人徐明皋，亦云：“其文则揖让俯仰，有欧阳子之风度，而大旨根柢理要，不失洛闽之正宗，彬彬乎质有其文，是非雕章绘句者所能，亦非南宋以来方言俚语皆可入文者所能也。”（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第379页）

[27] 正是有见于此，方苞提倡“古文”语体的“雅洁”，沈廷芳《方望溪先生传》后案语引其语云：“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隐拙斋集》卷四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8册，第539页）

[28] 北宋时，尹洙文章“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阳修向尹洙学“古文”，尹洙说：“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释文莹著，邓世刚点校：《湘山野录》卷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页）清孙梅亦云：“古之四六，句自为对，语简而笔劲，故与古文未远。”（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三“汪藻”案语，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26页）

[29] 玄烨选，徐乾学等编注：《御选古文渊鉴》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朱轼等：《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八，《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6页。

[31] 张廷玉等：《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二一，《清实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2页。

[32] 董诰等：《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清实录》第9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0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六○，《清实录》第1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6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一，《清实录》第16册，第745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五四，《清实录》第2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7—88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九一，《清实录》第22册，第648页。

[33] 按“扶质立干、垂条结繁”，语本西晋陆机《文赋》：“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萧统编：《文选》卷一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0页）纪昀《明皋文集序》亦引陆机此语（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第378页）。

[34] 张廷玉：《古文雅正原序》，蔡世远《古文雅正》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蔡世远：《古文雅正原序》，《古文雅正》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 参见曹虹：《帝王训饬与文统理念——清代文学生态研究之一》，《古典文献研究》第10辑，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37] 蔡世远：《序》，弘历撰，蒋溥重编：《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 《总目》卷一八三清朱奇龄《拙斋集》提要云：“其平生潦倒场屋，老而不遇，刻意以古文自任。所作皆简洁明鬯，无钩章棘句之态，而边幅不免于稍狭。”卷一七二明李舜臣《愚谷集》提要亦云：“然于时北地、信阳之学盛行于世，方以钩棘涂饰相高。而舜臣独以朴直存古法。”

[39] 纪昀：《爱鼎堂遗集序》，《纪文达公遗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第361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批准号：14ZDB066）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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